本轮巴以冲突已致约旦河西岸46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

[37]实体为能变，就是那能本身，变本身，而不是某个固定的东西。

中国哲学有一特别精神，即其为学也，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……由体认而得到真理，所以没有析别数量性质等等戏论。当然还需要指出，熊十力本身就没有要摆脱时代需求的愿望。

如后文所论，科学精神是不可移植的。在这种时代需求下，如果不能阐发出古代学术（尤其是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儒学）的现代价值，那么这种学术很可能被时人看成没有价值的，被当作空疏之学。因此，现代新儒学实际上就是现代儒学。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马列主义才是方法，而中国古代学术却是对象，这实际上是马列化即把中国古代学术马列化。而且虽然翕与辟可以说是相反之势，但同样不能说先有了翕，然后才有了辟。

[92]即使儒家学者发展出现代科学，也不等于儒学是其根据。[77]对精神只可反求诸己、自己挺立，可以如此证明。在民间，不同的群体用以解释生活的也基本都是义理学。

厨房有灶神，门有门神，地有土地神，猪圈有猪圈神。面对挑战，中华文明积极回应。）道之为道须得发用流行，故《北溪字义》一贯条又说：一只是这个道理全体浑沦一大本处。在中弱西强和因此而产生的效法西方的历史大背景下，后者是主要倾向，但是无论哪一种倾向都与中国哲学无关，实际上，中国（现代）哲学正是第二种倾向的产物，并被包含在其中。

再问：如何做？答曰：如何做。意义是自己（一）自行生成、建构，价值却蕴涵了公共（多）的尺度，是在多者之间区分、比较和裁判的结果。

如果一定要把义理学重新命名为意识形态，那么它既是国家政治生活也是民间生活的意识形态，是国家上下一致的、共同的思想源。不管如何命名这里说的古典义理学，都不影响本文的讨论。古典义理学与西方哲学都是方法与对象的一体，自己是自己的对象与方法，因此，二者都是自行规定自身、自行说明自身的。广而言之，在根本上，这种以西解中乃是对历史-传统以及古代学术的现代性回溯和投射。

更重要的是它自始至终就没有产生原创的思想，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原创的思想，这是其方法与对象分离的必然结局。我们知道许多传统生活的持守者并没有读多少书，他们对传统（如泛祭）的持守不一定来自于学校教育，更不是来自学校的现代教育。古指什么？显然，是指义理学而不是指五四之际创建的中国哲学。义理学超越了诸子百家，不是其一家，而是诸子百家之思想共源。

2、询问与追问询问总是期望有个答案（结果），得到一个什么和如何，以之指导而展开生活。一贯乃是义理学、生活和意义的一贯，乃是问－答－行的一贯，并在一贯中富有大业，日新盛德，生生不息。

看起来好像是《老子》在参与生活建构，实际上却是辩证法在建构生活，至于《老子》本身是否具有辩证法并不重要。世与道交相丧也（《庄子·缮性》）。

（为）今用是什么意思？指为现代生活服务。这是需要询问的两个基本问题，做某事也因对这两个问题的询问（以及相应的应答）而敞开。而在此过程中，经过意识形态的裁判，古典文本经历了优胜劣汰的选择。在中国，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用语，基本上指国家指导思想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义理学不是与其他思想相对而并列存在的思想。紧要的首先是为什么做。

应答者不是现成的，而是在询问者询问之际才成为应答者。若把古典义理学称作哲学，则已经预设了它是哲学，陷入了以西解中。

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一词没有任何语体倾向性，不指民间思想，仅指国家思想（源），就是国家进行政治建构的理论根据、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。同时，这种生活的传承不仅是道之发用，也是历史－传统即道之历史性展开。

同样，不论如何命名以牟宗三、冯友兰为典范的学术，都不影响本文的讨论。意识形态可以而且应该慎重选择，历史不能也不应该选择。

如何做就是对方式、道路或者途径的询问。所以，有道在其原始处就是意义建构，就是为自己的生活提供自己认为正当的理论根据、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，赋予生活正当性，也就是解释生活。但是在事实上，中国哲学却一直未能有效地参与中国人的生活建构，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[1]而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意义，无法达到它的预期目的，从而陷入意义困境。因为什么是对生活的回溯，在生活时间上指向过去，是过去的生活境遇产生了生活困境，并因困境而形成需要面对的当下的生活问题，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问题而询问。

询问为什么做？答曰：为民族复兴。[8]台湾的意识形态不是马列主义，那么在台湾的政治建构中就以台湾的意识形态重新解释义理学，不过以西方文化裁判义理学的逻辑却是一样的。

[9]而在文献整理上，中国哲学（史）远远不如文献学。不管为什么而谋，这个什么都是为自己找的行动理由。

当他不自觉地以某个隐匿入微的理由支持他的行动时，这个理由对他而言就是日用而不知。恰恰相反，确定是说询问者在询问－应答中确定了自己要为什么做和如何做，并当下去做，归属于询问和应答，使问－答－行一以贯之而安身立命。

当然，义理学也可能重新呈现，因为它还没有完全隐匿，我们疏远了它但还没有与之完全隔绝。做、事情和做事情不过是在分殊处说，在理一处乃一。在询问之指向中，答案由隐而显地到来就是生活的敞开和意义的建构，并发用为视听言动，构成问－答－行的生活结构。于是，义理学就在生民之询问中成为解释生活的思想源。

应答学者们的询问的归根结底只能是哲学——因为哲学才是最后的不可追溯的思想源。当我们说古为今用的时候，已经设置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即古今之别。

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两种倾向，一是把现代生活本土化，即用义理学（或者义理学呈现的传统生活）来审视、裁判现代生活，如果经过重新解释，现代生活符合义理学或者与义理学兼容，则吸纳之。是故，为什么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的一体化：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，也就是因为问题而展开的行动（事情）的旨归所在。

他说：天高高在上，有超越的意义。这种知道未必是反思得来的知识性的知道，而首先是不言而喻的领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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